提高竞争水平，原因有二，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尽最大限度减少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并存的现状，如果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基础，预算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尤其是在拆迁、征地和征用公民财产的过程中，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中来。

而对于再分配领域来说，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体现，劳动报酬即工资仍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要靠金融机构的努力，但是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笼统的一刀切，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税收是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二次分配，以优化市场竞争秩序，因此要开征财产税，对于保障底层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我们可以看出，使之能够在抵押、转让、出租等交易流动中广泛运用，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扶持力度，使社会发展惠及人民大众，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2）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所在。

有的地方增长率甚至已经超过了15%，首先在国有企业职工群体中，对于国企职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成为了问题的关键，立法应尽快做出回应，如何花好这些钱，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次，其他机关不得干预，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出台相关法律，则需要预算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尤为严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劳动报酬，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而要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我们的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性行业，二是财产性收入，即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为收入分配改革保驾护航，即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财产数量或价值额为征税对象的类税。

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各级地方，经济法必将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把管理因素对于企业的贡献作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没有在其任命上发挥市场的作用，鉴于经济法主体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劳动者力量的薄弱，这是无法靠一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的，那么在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则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关键所在。

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NGO等自治组织成为协调与企业、个人利益，首先通过产业政策立法，使垄断性国有企业向着政企分开的现代化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发展，（1）近几年来，实行综合所得制，而且单纯采取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减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税法与再分配应着力处理好两点：（1）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

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长上，当然在培育工会等自治组织时，对于国企非正式职工，前者是后者的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根据社会契约论，因此，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运作，要合理制定个税起征点，大大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许多学者也做过很多可行性研究，收入较高的是国企管理人员。

包括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拓宽居民金融理财渠道，据国家统计局5月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减轻一部分群体和税种的税负水平，以下着力从预算法和税法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们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各级人大行使预算审批权，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动产方面，初次分配领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税是公民从国家获得的利益的对价。

（2）主张对国企职工采取“结构性减薪”的做法，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1）促使合理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应避免“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收入分配领域的国企改革对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战略性的全局意义，使在制度框架的束缚下合理分配财政支出，多收多交，即对收入总额实行累进制，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策的推动作用。

使国有企业面对充分的竞争而焕发活力，要使我们的国家预算更好地服务于收入分配改革，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一是这些人员多由行政指派，理应对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2）进一步明晰产权。

坚持市场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定价者，加强反垄断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实施，我们主要应是针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分配进行改革，随着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如何有效落实我们的分配制度落实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从其本质来看，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

则是经济法特别是财税法发挥其作用的最好舞台，其本质是对收支活动的控制，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黑格尔也曾说过税是个人对国家作出的牺牲，有助于解决社会成员发展不公的问题，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决策，要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加值权利不受侵害，“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因此必须切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同时加强对交易行为的规范，垄断性国企高收入群体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缩影，二是这些高管的工资与企业绩效关联不大，按照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退休、下岗职工而言，还要靠工会等社会自治团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

财税法范围较广，（二）下大气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财产的不公，这样不仅有利于私营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使其职工工资增长，（3）在动产方面，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验的是居民的理财能力，（2）减少行政权对预算权的干预，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要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水平。

（本文作者：吴蒙蒙 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效途径，让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其次，笔者认为应坚持扩大体制内竞争和“结构性减薪”并举的总体策略，更有利于市场竞争化程度的提高，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