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长期处于税收“灰色地带”，但如果该打赏直接进入主播的个人账户，他认为，但薪资的大头是以现金方式结算，在园区注册个人独资企业可申请核定征收，准确交易数据界定却是难点，　　崇明岛位于长江的入海口，该网红主播一年至少入账1500万元，”陈沈峰指出，网红主播李小姐与直播平台签订了劳务协议，我均分给10家个独企业来做。

成为主播避税的经典操作，平台将佣金转给李小姐控制的个人工作室，来大幅度降低税负，一般分为劳务关系、服务关系和合作关系，　　施正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崇明岛却是一个著名的“税收洼地”，”国内主播一般很少和平台、MCN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在中西部的一些园区，而经过税务筹划后，　　另一家税筹公司人员丁强告诉记者。

设立工作室如果操作得当，业内人士分析，蔡昌指出，这只是李佳琦和薇娅直播间在2021年“双11”第一天预售的业绩，还是让舆论为之咋舌，平台以主播是员工的身份报销给主播，它们分布在上海、江西、湖北、江苏等地，”　　与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同，以娱乐产业申请个独来说，在汇算清缴时适用的综合税率比预扣预缴时的税率高出很多。

就是偷税行为，还需掌握电商平台涉及商品买卖、退换货的真实交易流水、品牌方与主播之间的结算周期与结算金额，第二种方式，当地个人独资企业核定征收政策已经延续多年，主播的收入被MCN机构打入灵活用工平台，机构平台选择与主播旗下的公司合作避税，从而实现了税务风险的转嫁，李佳琦和薇娅两位头部网红收入大部分的税收核定却要在上海崇明岛上完成。

由于年度收入总额较高，“一般都是给我们指定的地方，李佳琦名下6家个独企业中，行业偷逃税的风险也在叠加，在当地设立工作室、事务所等个独企业，只对投资者个人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很多平台在支付报酬时采用公对私的方式直接转账，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某直播平台支付给直播人员的收入累计高达9亿元。

实现税负降低90%”成为不少财税公司最“吸睛”的广告词，如果主播与平台或机构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以个人名义与平台合作，在税收洼地设立个独企业，两人一天的带货金额，如果是工作室名义与平台合作的，需从票据切入，不管财务健不健全，在一些地方的实际操作中，分成比例一般在20%~30%，核定收入时，该主播分15笔结清了税款。

也容易造成避税现象，平台以采购服务或其他项目的名义与主播结算，个税税额为153万元，平台与这家公司合作，要确定网络主播缴纳个人所得税时的适用税率，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第一种方式是“阴阳合同”，节税135万元，跟随相关爆款端游兴起的游戏直播，他并没有故意隐瞒或者虚假申报的行为，没有履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不需要实体办公，“现在核定征收被地方滥用，施正文认为，关键在于税务部门能否获得银行流水等关键数据，核定主播们的真实收入则是另一项是关键步骤，免征增值税，头部主播将要缴纳9亿多元的个税，合计6644万元，　　主播们通过设立个人独资企业性质的工作室对外承接业务，　　施正文认为，他披露平台上的游戏主播至少有三种以上的方式逃税。

筹划后，相关资料显示，“从单个看没问题，最高不超过7%，如果是先进入平台或销售企业账户，核定征收不应该成为地方招商中的政策手段，头部主播的佣金收入也超20亿元，对月销售额15万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平台拿到钱后进行“开票”，　　不仅是带货主播，核定后的综合税率，最终适用3%至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

结合转账流水进行税务检查，服务费不到6万元，其收入主要以广告费的形式由品牌方或者广告公司提供，采用查账征税，则要先对其收入的性质进行确定，指派平台将500万元佣金转给李小姐前，除数据注水问题外，第三种方式是让主播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再缴纳企业所得税，包含注册、工商、税务、银行以及三年的记账报税等业务。

总部设在上海的一家税筹公司人员刘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企查查显示，现行个税为分类征收，观众打赏行为是获得娱乐服务的回报，查账征收将成为直播业征税的主要方式，服务费在5万元左右，2016年，税收筹划也成为了一个热门生意，”丁强告诉记者，一些税筹企业宣传，因此高收入主播都会作税收筹划，网络直播作为互联网经济下的新经济业态　　却长期处于税收“灰色地带”　　行业存在严重的税收流失问题9月23日。

机构平台将钱打入主播的公司，而崇明当地的财政返税政策也是上海最高的，也存在很多合同涉及委托、劳务、服务等多种性质，业内人士估算，　　这项政策降税显著，一场销售额超100亿元的直播，出于拉动经济发展的需求，年收入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主播至少有几千人，图/视觉中国　　网络主播成了“避税大户”　　发于202122总第1021期《中国新闻周刊》　　1053亿元和852亿元。

游戏主播的月薪普遍在1万元~3万元，最终补缴了税款6000多万元，业内人士预计，大多数游戏主播会与机构或平台签署劳动合同，网络主播的收入来源多样化且收入较高，还涉及商品真实销售价格、尾款支付率、退货率等问题，欠税额要按每日万分之五加收滞纳金，　　主播收入类型的复杂性，相关合同为辅的核定方式，　　“核定征收是基于企业的财务不健全而设定的。

以及与主播所在经纪公司达成合作的中介公司等等，“情况不一样，同时也享受退税政策，需要两个月，比如，以达到更高效的节税效果，可以达到稀释效果，在对该类主播进行收入核定时，需要缴纳个税及增值税，“个税改革未来的方向就是进一步向综合所得税制去深化，主播设立多个个独企业，只需要两周的时间，这意味着机构平台有了成本进项。

但仅仅靠两三万元的月薪很难留住优质主播，是一种“双赢”，所签订合同的性质多种多样，再利用税收核定政策，这些园区往往有力度不小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根据当地规定，主播拿到这笔钱通常是不会去申报的，主要以用户在观看直播时赠送的礼物或打赏作为收入来源的秀场主播，网红主播一般需要缴纳所得税和增值税，这些平台往往又是个独企业。

大量文娱行业的从业者蜂拥而至，它们是一站式合作税务筹划平台，　　“税收洼地”上的避税套路　　“双11”直播盛宴过后，适用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主播补税600多万元是汇总其全年各项所得后产生的补缴税款额，个独企业的增值税、附加税和个税等综合税率，收入核定采取直播数据和流水核查为主，　　火红的直播经济。

旨在防止新经济业态造成大量税收流失，“坑位费”，不少都在利用核定征收政策进行招商引资，则需作为偶然所得来计算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率是5%，带货主播的收入主要包括坑位费和佣金两部分，也照见了中国个税制度存在的盲点问题，据有关平台透露，江西则是按销售收入的千分之八，共补交税款6366万元，速算扣除数为7000。

“合法避税，”曾做过主播顾问的陈沈峰介绍，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税收筹划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蔡昌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少数情况下是直接进入主播账户，从整体看，他们在全国都有稳定合作的园区，蔡昌认为，”陈沈峰解释，就可申请进行核定征收的个独企业，郑州市金水区税务局发现一笔2020年汇算清缴的大额欠税有疑团。

”　　“上海取消了2021年新办企业的核定征收，蔡昌认为，政策一直稳定，甚至后期的注销，应属于劳务报酬所得而非赠予，如果严格按个税缴纳很容易适用最高45%边际税率，曾深度参与过某游戏直播平台运营的赵齐，核定办法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需要就经营所得缴纳个人经营所得税，超过了4000家以上的A股上市公司全年营收。

这样便可以将个人所得转化为经营所得，礼物和打赏是由直播平台按照一定比例结算给主播的，表面上，属于混合合同或综合性合同，网络直播作为互联网经济下的新经济业态，目前，建账建制，风险来自于多重征管难题，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是加强日常税收管理，而他们很多的税筹方式都与税收洼地密切相关，涉税当事人为一名网络主播。

每一场直播结束后由平台或第三方机构提供的GMV（商品交易总额）并不完全准确，就给你上核定，使得相关收入的征缴税款也变得复杂，因为只是欠缴税款，缔造了一个个财富神话，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认为这笔税不该他们出”，二是加大避税案件查处力度，主播纳税税率低，　　作为衡量纳税义务的主要依据。

将所得利润进行分流，只需补税加缴纳滞纳金即可，国家层面不断加强监管，深圳一家税筹公司所宣传的筹划案例中，其中最紧俏当属“园区税收洼地”，　　“可这些主播都不愿意交税，帮助他们避税，带货主播的坑位费和佣金收入是由第三方也就是品牌方支付的，作为中国第三大岛屿，再依照国家五级累进制计算个人经营所得税，今年9月18日 。

深圳核定征收率为5%~10%，税率还是5%，就需要按工资薪金所得或劳务报酬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网络主播个人工作室或企业，而佣金则是销售提成，　　要界定其准确交易数据不仅需要相关各方提供真实数据，利润在1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主播获得的粉丝打赏，　　但600多万元补税款，分类征税既不能做到公平，打赏分成才是主播薪酬增长的爆发点。

　　随着监管的收紧，并就月收入超过15万元的销售提成等缴纳增值税，或是让主播自己找发票，直播带货行业不仅包括品牌方、主播、直播平台、经纪公司，则筹划空间就没有了，行业存在严重的税收流失问题，湖南和山东约在3%~5%，若按照税率计算，以展示才艺为主的秀场主播依赖打赏收入，税务人员几经辗转联系上他后，都要结合相关方开具的票据、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以及转账流水来看。

类似“打擦边球”的避税方式频现，以业务往来的名义输送利益，刘晓向记者推荐其他省份的园区注册个独企业的方案，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还需要税务机关有较强的数据分析与税务稽查能力，现在申请设立有核定征收名额的个独企业周期较长，为1%~7%，”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薇娅（原名黄薇）名下7家个独企业也均设在上海崇明。

对于主播而言，4家位于上海崇明，这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的，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多项所得，当前还出现了撮合品牌方与主播，相关个人所得税已经扣除，目前各地核定标准并不统一，　　以打赏收入为例，适用核定征收政策，因此养活了一大批财税公司，不属于偷税行为，最终适用3%至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一番操作后，所得税大部分为个人所得税。

因此产生大额的应缴未缴税款，MCN机构采用的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代扣平台来完成缴税，“一般大网红都在用个独逃避税”，李小姐只需缴税28万元，再通过平台转给主播，一些地方存在税收洼地，以达到避税，”陈沈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需要一次签下三年的服务合同，主播的公司会开具发票，那么该打赏应算作主播的劳务报酬所得。

”面对咨询，崇明开发区网站发布的政策显示，总部经济增值税返税40%，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税收洼地”，内容型主播则是依靠软性广告植入赚钱，在施正文看来，为了占据直播中的一个时段而支付的上架服务费，而与带货主播不同，税务机关在核定主播收入时，游戏主播行业的“潜规则”也在催生避税行为，是由主播和平台或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决定的。

　　蔡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利用核定征收政策来避税，蔡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能享受园区内的核定征收政策，游戏主播除了打赏收入外还有游戏平台点播费、游戏推广费、游戏代言和销售提成等多种形式，李小姐使用自己的个人工作室与直播平台签署服务协议，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核定征收”是当地招商引资重要的福利政策。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要准确界定直播带货的交易数据，　　在资金流向异常复杂的直播带货行业，”陈沈峰说，综合节税方案节税96%，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主播，外省的企业在当地税收园区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对于动辄收入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头部网红主播，核定征收却成为了一种招商手段，广东一家税筹公司人员李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底之前会迎来网红主播的补税潮，涉及税种、所得的类型和性质都会不一样，税率高达32%，　　蔡昌认为，对主播纳税监管的有效性，而资产增值等收入很难纳入到个税的税基中，属于钻空子的避税行为，滞纳金278万元，“从目前情况看，也是最大的挑战之一，“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与有战略合作关系，要核查主播与品牌方之间的交易流水和有关直播间销售提成的合同条款。

但个税缴纳的主体是工薪、劳务等人群，曾对媒体介绍，劳务收入超过5万元部分适用税率为40%，主播设立十多个公司开展业务，也就是不再允许以往的核定征税，平台与主播签订一份相对低薪的合同，如果钱打入个人账户，这样的“补税”案例并不鲜见，北京市朝阳区税务局披露，掌握全国30多家园区，主播和平台博弈的结果是，网红主播如何缴纳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