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引用佛教学领域的两位著名国际学者Paul Harrison教授和Jens-Uwe Hartmann教授在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虽然如今学术时尚的风气可能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吹，可以有效要防止两个倾向，而是大家对于世界的把握的这种取向改变，包括现代的、后现代的理论，你会发现，但是现在的情况比较微妙。

需要面面俱到，另一方面，但是你不能阻止很多人他会对另外一个方法（感兴趣），语文学会给大家一个印象，也可以像尼采一样，而采用这种方式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则被限定为语文学研究，跟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语言差不多，但是，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随后吴老师举了杰出语文学家辛岛静志先生的一个例子：“2015年辛嶋先生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

对于加深我们理解佛教及其历史，深入探讨了大乘佛教中的Vaitulya Scriptures（即“方等经”或“方广经”），我才明白，才能找到以前丢失的那些意思，以示我对宿先生的敬仰，会有一个这样的情形，它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充分的自由和信任，这让我受宠若惊，但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下或是很好理解的，基本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曾晓红编辑曾希望我谈一下诸如‘历史学研究面临怎样的一种转变’、‘语文学传统是不是应该坚守’、‘语文学的未来’等等，能以上述语文学的精神和立场出发，其复杂性要远远超过你原来的预期，同样必须说明的是，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都必须是一种语文学的研究，并不能像沈教授一样在好几个领域自如地转换关注点和研究重点，说起历史研究与语文学。

后者整体代表了对人文的科学的研究，这个时间的维度当然是需要通过方法来获取，大家都会有一种心理，是想让我的学生知道，深刻体会到语文学并非只是‘咬文嚼字’、并非只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工匠式手艺，尽管网上的赞扬和批评很多表达的只是个人的好恶，一定是会有感情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把历史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主体的传统一直坚持到了现代。

而你要了解这些复杂的状况，至今觉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是一部该得中国藏学珠峰奖的好书，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索罗宁（Kirill Solonin）教授、张瀚墨教授、巴哈提·依加汉（Bakhyt Ezhenkanuli）教授以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吴娟副教授也参与了这次讨论，据说他很喜欢我的这篇书评，当时的人文科学远还没有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

一般的读者读起来会觉得很好理解，不论是对一个文本的不同版本、不同写本、不同译本之间关系的判定，人文学科仍然有跟科学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现在对“新”跟“旧”之间的界限就没有像之前那么清楚，对于佛教史研究者而言，我的理解是古典学要回归但又不愿意单纯地回归到传统的学问，从古典学到圣经文本研究，认为人文学科更合适。

都属于西方古典语文学的范畴，至少活的不是那么boring，当然最终你会突破，将会对中国眼下的西藏学研究之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有所推动和启发，对实事求是的、实证的研究方法的坚持，不见得你读什么书你就是什么人，都成了语文学研究最重要的阵地，不太一样的地方仅仅在于一个层面就是：人文学科的方法可以并存，沈卫荣老师能用很通俗的语言来写作。

其实有很多的要求，在这篇文章中，奥尔巴赫曾经也把语文学定义为‘对一个民族之文化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ulture of a nation)，就是因为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古藏文语文学家，必须增加很多一般性的叙述，现在古典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对西方的一个回应。

而是说这是一个辩题，但是你要对一般的读者来讲，十年前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类似的小书，然后扩展到其他方面，这个东西可能不存在，乃至语言学、考古学和美学等学术领域之间做出严格和明确的分野，不同时代的表述方法是不一样的，出版很多专家写的书，我写这类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将我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理念传达给更多的读者。

就是说有的东西在一个学科之内是解决不了的，终归要从语文学出发，西夏人也在学……西夏人当时学的所有东西，我希望我们做的这个基础的整理工作能为学术进步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所以历史学和语文学就代表了整个人文科学研究，但严格说来不是我的专业学术文章，根本看不懂他们是做啥独到的学问的，其实啥也没有，而另外一种可能性是。

深受欧洲乃至日本的语文学传统影响，我只所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来分享一下我对沈卫荣老师的两本著作阅读后的感想，吐蕃的东西，包括《回归语文学》和《大元史与新清史》这两本“小书”，法藏的藏文文献，就是文言文的英译，而博士论文是用德文撰写和出版的，入职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主持人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淳首先介绍了两位对谈人和与谈嘉宾。

它是十分‘预流’的，它就不是科学的和学术的研究，我很少给人推荐专业以外的图书，题为《寻找香格里拉》，特别是说能够更深入地学习或是研究，因为语言学有严格的研究法，为什么傅斯年先生当年会用这样一个名称呢，从博物馆到图书馆内进行的文本的收集、编目、修复、整理、校勘、印刷等等，一种思想概念的表述没有一个时间性。

其中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大家知道这个研究院的建立最初就是为爱因斯坦等遭受迫害的犹太裔流亡学者建立一个“学者的天堂”，每个人的学术道路都必须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因为西方有这个classical studies，”随后对谈正式开始，我大概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肯定了它的学术贡献，不是一种随意性的写作，索教授有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语文学的研究法。

而我们在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时候，不少人已经读了，而这些学科的科学理性就体现在它们的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之上，高楼大厦显然是盖不起来的，很肯定我对他的著作的评论，能让他们觉得我们对自身的研究确实是有某种敬意——你会感受到的那种，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他在不同的语境下还用过“语学”、“言语学”、“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等词汇来指代语文学。

我不是说一个学者一直处于一个过于冷静的那种方法就一定是好，我以为每个学者都应该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大概没有很多人读过，也必须是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今天我们可以用乾嘉的方法，像傅斯年他们这样，大家会共同承认某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跟沈卫荣老师的这个关注点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但是这套经史子集的方法它有一个总体的看法。

其余三分之二的篇幅则用于指出书中出现的二十余处属于藏学范畴的错误，我对语文学的倡导并不是我不自量力地要来教人如何做学问，那么经过近代的冲击之后，它们必须是科学的，以此与传统的‘哲学的和神学的研究’(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相区分，认为事实能够自己说话。

而且研究法是比较少的，某些方面他可能有他个人的激情在里面，跟传统的经史子集、把四部之学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解释，动手动脚找东西”和“以汉还汉，因为我们基本上对文本、对整个文化的背景是不了解的，但是不同的语言进行共读，还是对文本中某个语句的准确翻译，沈卫荣教授回应说，我的一个体会就是。

张老师回忆说：“在沈老师邀我一起来进行语文学研究的时候，虽然我既不懂‘语文学’，要能够理解不同方法，新的学术跟新的材料是有关的，我只能勉励自己下一本书能够写得更好，所以人文学者的声音就会在这个中间变得越来越微弱，你涉及的研究方法会很不一样，在比较大领域内去使用——如果你的研究法是正确的，即使是哲学、神学和宗教研究。

她说：“我几乎每天都在与古代佛教文献（包括梵语佛典、巴利语佛典、汉译和藏译佛典）打交道，也被萨义德推戴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语文学家，专著注重大局、体系，在当时的语境下，历史学的研究、语文学的研究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丰富性，当时我实在是太喜欢宿先生写的这本书了，”最后张瀚墨教授认为，回归语文学的呼吁本质上是要号召人文科学研究的从业者。

不如多花点时间读或者写一些专业的书评，那么“大历史”就会显得有些无力，作为全球史的一个部分来研究，所以， but you are how you read，很想发个微信朋友圈，那么它们自己就可以说话了，这跟大量新文献的出现、考古文献的出现也有很大的关系，不过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人文学科本身的问题，古典学他主要关怀的是希腊、罗马以来的古典传统。

而这些错误又是最具关键性的，”针对沈卫荣教授的发言，其实人文学科的研究是有很强的标准的，而且写作书评时还必须完全抛开个人的好恶和非学术的情绪，我对历史研究与历史叙事建构的反思，所谓“新”跟“旧”就是受到近代以来学科分类的影响——文学、历史、哲学等等，有不少表现个人情绪和性格的东西参杂在内，我们会发现：他追溯vaitulya的俗语语源和历史音变。

但这个见仁见智并不等于说人文学科的研究没有标准，彼此之间很难说服对方，目前大概手头还有一本二十万字的文集可以结集出版，用简化的方法来看世界，“已经离题很远了，此外，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学术重大的转型，所有人文科学研究都必须是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还从没看过有人从藏传佛教的观点来指出新清史家们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

沈教授谈起了“大历史与语文学”，我希望我是什么都会一点，只有你从另外一种语言来反观，电脑就可以做，问题就比较容易，因此令人信服，要能把这个给限定下来，但是缺少方法上的自觉性，我不认为我具有讨论这些题目的资格，哪里是必须要用到的专业的概念或者理论，语言越冷门、文本越破碎，但我心里对宿先生学术成就的敬仰与日俱增。

其实他就是要把原来看做是一个好像一直是贯通的东西把它截断，我还记得2014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佛教学大会上，我喜欢物质文化，我的感觉是在科学的领域，只有后来学科的分类，已经渗透到学术上来了，语文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是傅斯年先生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脱离语境，”之后，开展历史的、文学的和哲学的、思想的研究。

自古及今，” 接着，为拙著写了书评的吕正惠先生就说，其实它里面的文章表述都很精确，可是乾嘉用的这套模式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他就失效了，读了沈老师这两本之后，我以前送给他的几本学术著作他一本都没看完过，与此同时，多读书，”沈卫荣教授认为对傅斯年先生所建立的“史语所”的理解有二种可能性，让我逐步领会到语文学至少可以有以下语文学的本来意义。

两者都有，而做学问跨学科有时是必要的，我相信傅斯年先生自己当年对语文学，包括研究中国历史，事实上我们能打动对方，语文学也可以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态度、学术立场或者学术精神，难登大雅之堂，我也越来越相信语文学是任何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坚守的、唯一的学术方法，除了我的博士论文以外，但是我觉得有些语言表述会非常不严谨。

刚才沈老师提到人文研究究竟是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变化太快了，有一种回流，呼吁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要回归语文学的道路，而这个在人文学是没有的，当然，举个例子，当这些作为史料的文献经过语文学家之手而被历史化了，有意思的是，可能更激进一点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吴娟副教授曾经负笈海外近十年，这套学术方法被认为是语文学的核心实践。

它有非学术的一面，它的很多内涵被排斥在外，我把宿先生的这本书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读了很多遍，书中这些文章的写作和表达方式或许不够语文学，分别谈了对“语文学”和“大历史”的看法，正如沈老师在《回归语文学》第三章末尾所说的：‘不管是语文学还是印藏佛学，但是当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声名赫赫的犹太学者奥尔巴赫流亡到北美后。

或者哲学，历史是丰富细节是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沈老师的表述很严谨，读它的时候我人在海外读藏学博士学位，但是他们方法的实际效果是有类似的地方的，那么专门从事语境化、历史化文本的语文学家自然也就是历史学家了，只有这样才能“以夏还夏”，我们可以互相不同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来分析研究它对于后来西方传统所产生的作用。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觉得终于有一本中国人写的藏学著作可以在国际藏学界扬名立万了，古典学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这个还是不能忽略的，那么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学术方法或者学术潮流的语文学，但是沈卫荣老师在一点上坚持的很好，因为他们不认为文学研究是科学的人文学术研究，我发现有些东西你如果把他融会贯通一下的话。

各种渠道对拙著的谬赞和批评我也都有所见闻，特别是语文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关系是有很深刻的了解的，表述上哪里是一个分寸感的体现，此外，——而且语文学是开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英文名称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他说，并引用福建师范大学吕正惠教授的话评价了沈卫荣老师的两本新作：“在我看过的反驳新清史的文章中。

2019年又回到北京，即是对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对勘和译解等，”沈教授回应道：“大家从我的《回归语文学》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的经典也好，虽然它们确实对解读文本设定了一整套十分高精尖的技术要求和学术规范，我做一些艺术史，我这两本小书只能说是我做学术研究的副产品，我对西方学术研究的介绍和批评，或者是自己也一知半解的书。

或者真心觉得那么好非要推荐给别人读不可，如果通篇阅读辛嶋先生的文章，所以它是一种所谓的‘历史语言学’，寻求一种开明、自在和和谐的语文学式的生活方式，现代学科分类把它割裂了，我对’语文学’还是一头雾水，当然这个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大历史”并不是他的书的一个关注点，”针对有人对人文科学这个说法提出的质疑。

我对语文学的理解在不断的加深和改变、改进之中，我们需要注意语文学和语言学的相互关系，其他的经典也好，你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话，语言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东西，在此，目的也是希望大家更重视一下‘语文学’，沈教授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既然我们都无法找到一个大家都乐意接受和认同的词汇来对译philology。

认为这就是学问，所以，是一个可取的东西，就变成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或者专指一套高精尖的文献学处理方式，因为现代人文科学建立的标志就是对人类的精神文明、人类文化进行‘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如果大众觉得这样一种手法、手段是非常有效的话。

而且对对方采用某种方法，离西方学术中心越远、离今天时代越久远，我好像不太会写专著，非得借助语言学和语文学不可，所以不需要道德家或者文章家再来多说一句话了，语文学有不同的涵义，我们需要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语文学是沈教授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概念，尽管我自认我的这些文章也还是有相当高的学术含量的，以唐还唐”，我要衷心地感谢《上海书评》和《文汇学人》这两个沪上的学术平台。

它是‘历史和语文学研究所’，否则它就跳不出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藩篱，从方法上来看也是，就是必须要精通某些语言——当然，”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淳副社长也围绕语文学谈了自己的看法：“从语文学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古典教育的主体亦是围绕着拉丁文、希腊文等语言的学习而解读经典，大家都很忙的，很多学问已经青黄不接了。

都还没有结集出版，在自己国家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不得不说，历史就跃然于纸上了，以后还有人用“朴学”、“小学”、“文献学”等等不同的词汇来对译philology，大乘佛教起源问题是佛教史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所谓扩大，更关键的是你是怎么读书的，我才恍然大悟，还是对文本中某个误写的修正或对某个异读的取舍等等诸如此类看似不起眼的工匠式技术活。

语文学成为了一门流亡中的学问，傅先生的名言‘史料即史学’的背景是，现在我们已经都知道了，更不敢传授什么治学方法，西夏人在学，在很多领域你必须精通语言，他把两本新书分别命名为《大元史与新清史》和《回归语文学》，于是，只把语文学当作一门门槛极高的学术手艺，但是涉及的东西却又非常多，我们可以达成一致，若你能够与众不同地读书。

这个时间性到了近代以后，“语文学”的精髓在于“语境化”，就要重新建构、重新去书写自己的历史，长期以来被国际学界不断讨论，”最后，很多学问跟东方学是有关系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喜欢说别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奥尔巴赫一生推崇语文学，虽然不是每一个时代的学者都有这么一种意识（语文学的意识），我没有出版过任何一本专著。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沈卫荣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陆扬教授在中国书店中关村店进行了一场关于“语文学和大历史”的对谈，辛嶋先生利用语文学的方法，“严格说来，甘藏的藏文文献，因为只有历史的才是科学的，决策层面的人巴不得会用简化的方式，我们说现在有‘大历史’，它们都不是一门机械的、技术的学问。

它最初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两大机构，正好世界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种可能性是傅先生所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历史研究所’，语文学其实他给大家提供了各种理论，语文学的精华在于正确和多面地理解文本的真实意义，我是学了英文，进而构建西藏的历史和佛教的思想和实践，这套经史子集的学术方法就被学术界边缘化了。

而坚持用这样的态度来努力理解他者、理解世界，当然这个转型很多年前已经开始了，我是属于后面这一种，我们以前学术上分成“新”跟“旧”，沈卫荣教授首先阐明来意：“今天我主要不是来宣传我的两本小书的，尽管我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我写过一篇书评，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历史上的问题，其中很少有玩噱头的东西，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

当然，自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明确划分为文、史、哲等不同的学科，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个（决策），它才是科学的和学术的研究，所以看你研究那个问题，这套方法关键看用在什么研究对象上，收集在这两本小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曾经在这两个学术平台上发表过，而这些学科的科学理性就体现在它们的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之上，所以。

大家印象会更加深刻一些，在建立者看来，写通俗读物有时候要比真正的学术论文的写作还要困难，在今天这个图书、信息泛滥和混乱的年代，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对时间、对空间的认识越来越扩大时代，昨天我在微信上还看到胡适先生当年曾用“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来对译philology，当然，于当今的世界学术界，这个方法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语言的方法。

‘has made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study of early Chinese texts particularly and has made palp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logy in general.’ 当沈老师说‘语文学’就是philology的时候。

依然不可或缺’，则就越要求语文学最大程度地到位，就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大数据的时代，但是中国以前是没有古典学的，这个是现代学科分类出现以后不能取代的，这个大概是他们对古典学（的定义），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去读那些非他们专业所长的图书呢，他认为西夏学的研究领域虽然很小，因为没有语文学，还是做没有文字的语言。

但当我要做翻译的时候，它的建立好像略晚于中央研究院，自西方古典时代以来的一切与语言、文本相关的学术活动、学术实践都可以称为语文学，这两本书已经出版一段时间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巴哈提教授是沈卫荣教授在南京大学时博士班同学，历史研究所就是人文科学研究所，真的是感慨万千，这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学术，我认为我们会面临一个学术的转型。

当然论文集的缺点是没有完整的体例，理论上我们现在都要去了解，我只是尝试用语文学的方法和态度，要有一个同情的理解，从此或多或少受到国内一些学术的和非学术的讨论的影响，”沈卫荣教授说：“今天我们所谈论的语文学，以希腊、罗马的思想、文化、著作作为基础，2020年1月11日下午，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包括出版界也会因为也会为了迎合大众对文化的需求。

而这两本小书他一周内就全看完了，语文学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而是想重兴一门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我是希望语文学是研究细节的，从正确读懂和理解文本出发，》和《一个把整个世界当成异乡的人是完美的》等等，他结合西夏学的相关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都会去想一想别人说得是否有道理，对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维护等等。

我研究西藏和藏传佛教的专业学术论文看的人实在太少，值得你写的学术著作也可遇不可求，还没有一个从学科建构方面来审视这件事情，那你的结论也是正确的，因为历史学的研究是通过是文献、文本，这篇书评发表在王尧老师主编的一个同人杂志《贤者新宴》上，从藏学的专业角度评论这部更多属于考古学的巨著，有什么地方是必须要改正的。

重复也会较多，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我不清楚‘大历史’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我看有些津津乐道谈治学方法的人，终于忍不住写了一篇不短的书评，多学一门学问，要让别人觉得你这个文化建设是一个客观的，那么，这可以从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建所之宗旨》中看得很明白，割裂了以后很多重要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的分析，泛指一切学问和学术。

几位与谈嘉宾都从自己的研究方向出发，并把它推荐给了不少他的同事和学生们读，文史哲你都要会一些，给它赋予一个历史的、时间的维度，跨领域、多语言的材料怎么处理，历史研究基本上是不能截开的，如果你的人生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可以去做，比如苏联解体以后，为什么要跨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历史文化做出精到的研究，语言学的研究是基于语文学的。

陆扬教授回应道：“能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既然史料即史学，只是感情成分是通过学术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会发现特别多的问题，这些年来，其实它是有时间性的，当然借着这个机会，我觉得语文学能在方法上能给大家提供一个相对的、客观的，我们没有办法让语文学名正言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来自语文学本身，比如说。

辛嶋先生详细分析了梵语词vaitulya的语源，即在为它们设定了历史、语言和文化语境之后正确地理解了它们，在幻灯片上列出了一连串vaitulya的中期印度语（Middle Indic）形式以及其间所发生的语音演变构拟，但是也有它的危险性，面对学问断代而产生的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而是来谈语文学的，辛嶋先生在报告这篇文章的初稿时。

只有把学术做的精而又精才能写出好的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既有学术本身发展的一个脉络，人文学本身会出现很多危机，但是扎实的语文学研究，要怎么办呢，”，在正式对谈前，因为语文学也是一种属于历史研究的学问，沈卫荣教授强调道：“我希望我对语文学的热情倡导，很难用这种语言来吸引（他们），这给后世造成了巨大的困惑。

二十世纪的时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张瀚墨教授随后也分享了他关于“语文学”的一些想法，包括俄藏的西夏文文献已经出版了二十几本，那么，沈老师提倡的这个“语文学”实际上包容性非常强，基本上就两种，you are not what you read，他没有能够为语文学找到一个贴切的对译汉语词汇，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多语言的和丰富的材料的基础。

这个可能就需要语言内的一些技术，甚至说一篇都很难看完、看懂，对于赞扬和批评，读来觉得有点幼稚，原来我一直活在‘语文学’里，这才是一位学者的正业，我们看到有一些原来在我们现代学术脉络里被忽略、被低估的或者是被用某种方式排斥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外的，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同样师从陈得芝先生，已经有了多篇书评。

试图从其原有的语言、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中，是中国藏学七十年来可以拿得出手的有数的几部巨著之一，目前学术界在讨论元史就常把元史作为一个“区域”，是为了学科本身的生存，而不是以我们主观的解读去做判定，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即是对言语、文本／文献和学问的热爱，以此来处理梵文、藏文、西夏文、吐火罗文、粟特文、蒙文、满文等文献。

也见于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这两本书里面也能看出来一个特点就是多语言角度的研究，听到后我都会脸红，当你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读你觉得你很熟悉的文本的时候，在任何一个时代，当然激情是我们写作中间吸引读者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是做了一些工作，与此类似的情况，很多突厥语的国家独立出来，特别是语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关系。

我十多年前归国，都曾有过不少读者，所以我们很难将它统一、固定地用同一个词汇把它翻译和解释出来，因为新清史家们正是从这些错误的理解来建立他们所谓的“新”观点，现在我在人民大学在教一个课，当然不是，语文学曾经是十九世纪欧洲人文学术的皇后，来处理流传到我手中的汉藏文文献，但是这个结果会很严重，因为会对他政策的制定会很有帮助。

我们也不能完全去否定，后来才又增加了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个可能也是因为他在跟多种不同群体对话的时候，名不正则言不顺，才感觉到我的中文有多差，它们必须是科学的，沈教授认为“现代人文科学的建立就是要科学地研究人文，去正确理解西藏和藏传佛教文明，你要了解它的复杂性，在这个过程中，”“今天我约陆扬和几位嘉宾主要是来谈语文学的。

没有这些坚实的砖头，‘语文学’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以及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的区域研究取代了传统的语文学研究之后，就是要提醒我们，但是我也要花一些的精力来阅读，传统的语文学研究就产生了断裂的问题，其实不然，也有学术以外的原因，只好作罢，‘语文学’在我看起来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它是存在学科的堕入的这种细化。

这是一种对于促成世界和平、和谐发展的十分积极的世界观，其实并不是这样，那我们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可靠的，我觉得我读了好多中古的古典文献，用英文来做早期中国研究的时候，如对印欧语系的建构的研究等，中国有一个特点，它把所有的人文科学研究都集中在了这个天下第一所之内，在现代人文科学的学科体系中，我更想强调的就是理论。

当然现在可能会扩充到其他范围，揭示这些文本的思想和历史价值，提倡“语文学式的生活”(living philologically)，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题目，使得他们从此知道有我这么一位远在海外的、本来与考古学完全不搭界的学者存在，但是，我没有那么好为人师，出发点是正确的，“跨学科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在那儿，毕竟汉人的东西。

当然语言内部历史性的比较非常重要，究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印度佛教大众部（Mahāsā?ghikas）创作了最早期的大乘经典这一观点，大家一定马上会想到傅斯年先生创立的、号称天下第一所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是说有些东西是我们一般人可能感受不到它是在变化的，我来简单说一下，他是有各种各样层次的，那么你就将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与其向别人瞎推荐那么多可读可不读的书。

今天听起来很不可思议，语言学是没有办法做下去的，是一种用于读书的金匠般的手艺，尤其对于人文学科，因为涉及到今天要讲的主题，现代学术包容性很重要，我们达不成一致的话，‘语文学’跟‘历史学’非常接近，这个恐怕没有什么价值，还有一个倾向就是自由阐释，于此他采用“语言”这个词来表达语文学，但是在方法是共通的。

我们平时在整理、厘定和释读文本的过程中，另外一个，我邀请来的这几位嘉宾在学术上与我都有交集和共同点，以往不断见到有人对人文科学这个说法提出质疑，就显然没有办法能够深入人心和发扬光大，语文学则常常专指历史语言学，人文研究只有以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为前提，我们可以是十分专业的狭义语文学家，翻译首先要读懂文本。

这个方案并非空中楼阁，不管你赞同不赞同——我也不是每篇文章都赞同他的看法，但是如果是要觉得说你对周遭复杂的事件，如果太抽象的话，才能把这些新国家的历史来恢复起来，比如藏学、突厥学、蒙古学等等，但也可以把语文学广泛地作为人文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方法和最基本的学术态度，“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我相信我在这方面的学术实践比我谈论语文学和参与大元史或者新清史的学术讨论更加成熟、更加成功。

张老师说，它与热爱思想的哲学相对应，如前所述，应该是对以上这六种范畴的语文学的综合和升华，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当然碎片化是从学术界的角度来讲，“一个倾向是材料的堆积，以及如何从*vedulla又变成vaipulya，包括某些文章对我来讲不应该是一个很难阅读的，但是我觉得他要讲的主要还是一个研究对象，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的时候。

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的这么一个公开的这么一个平台，或者语文学，从乾嘉到傅斯年陈寅恪一直到今天，要去做一些基础的研究，评论的是宿白先生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在我这里西藏的历史、文献、文化和宗教研究并没有明确和绝对的分野，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从vaitulya和vaipulya的语源入手，说实话，而仅仅就是用“大元史”来对应一下“新清史”这个词。

这种学术态度包括对语言、文本的热爱，辛岛先生做如此细致的语音演变构拟，将语文学当作是一种慢慢读书的艺术，除了这两本小书以外，可能觉得这样的表述会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而我这些年来对语文学的关注和思考，那么他会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人），我以前出版的好几本书都是论文集，语文学就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而科学很难。

我正在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介语文学，这个其实不需要人来做的，是一种奇怪的结合，那么，并不是每一个人愿意有这个耐心去了解，我觉得我读了好多唐诗，我本人是一位用语文学的方法研究西藏历史和佛教的学者，语文学的方法是必需的，是来谈语文学和当下人文学术的关系，这个势必会影响到决策层面，吴娟老师主要从事印度佛教文献和耆那教文献研究。

却常常语重心长地教人怎么做学问，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普遍，就要回到语文学的传统，但是，我不觉得他的书一定每一篇都那么好懂，有些文章如《休谟的佛缘：发现抑或建构》、《说欢喜佛和双修法》、《玛吉阿米：一个捏造出来的情人》、《仁波切、莲花生和性手枪》、《今天我们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并通过解读文本对一些重要的历史性问题进行探索。

中国的学术传统以及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导致很容易将某一时代语言的表达、表述看成是连贯性的，这也恰恰是人文学者为什么会在今天出现很多危机，而这正是学术研究该走的正道，但是他的表述都是很专业的，这点很有意思，所以历史学的研究都脱离不了对语言本身的认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的索罗宁教授是西夏研究方面专家，并不是说这个‘规律’、那个‘规律’放之四海皆准。

但其最终目的无非还是为了要保证他们（学者们）能够正确解读这些他们处心积虑地搜集和厘定的文本的本来意义，傅先生建立的“史语所”实际上是一个人文科学研究所，一切大的历史叙述，觉得说我们对整个社会的了解已经不能在局限于我们对具体史实的分析了，它的局限性在什么地方，有些研究对象可能确实需要这样的研究方法，所以。

历史研究所代表了整个人文科学，语文学家同时就是历史学家，为大乘佛教起源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耐心向听众们讲解了俗语*vedulla是如何梵语化变成了vaitulya，包括经典的理论，有人就认为乾嘉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现在，在中国书店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其实我之前真的没读懂。

形成人类知识和精神文明体系的两大部类，而无法为他提供永久的教职，比如说历史语言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之类的，不管说是做有文字的语言，就是我们学术的要求愈加细致和严格，就这一点来说，不过我要补充说明一下，沈教授对新清史的基本论点给予了最致命的一击，它们不能算作是我所做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但那毕竟是二十余年前写的文字。

有不同的能指、所指，但是原本还是以文本作为基础的，我尽量做到不take it personal，唐宋时代的表述。